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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马尔科是生与死都很荣耀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根据世袭权利继承王位,既不依靠军队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后来,由于他具有许多美德使他受到人们尊敬。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使军队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没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们轻视。澳门网上赌彩网址大全所以,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亦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这是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如果有人说:“恺撒也曾由于慷慨取得统治权,而且其他许多人也曾由于慷慨或者被称赞为慷慨而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我回答他说: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位君主,否则就是正在争取君主的地位。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慷慨是有害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被人们誉为慷慨却是十分必要的。恺撒是那些渴望取得罗马君权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但是,如果他在取得罗马君权之后仍然统治下去而不节约他的支出的话,他就会毁灭帝国。假如有什么人反驳说: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君主,他们依靠军队建立了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曾经被称誉为最慷慨不过。对此我要回答你说:君主所花费的钱财,或者是他自己的和他的老百姓的钱财,否则就是别人的钱财。在头一种场合,他必须节约;如果在第二种场合,他不应该忽略表示慷慨的任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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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21]此处所称苏丹统治的王国指埃及王国。它完全在著名的骑兵队(mammalu-cehi)控制之下。[10]卡尔米纽奥拉(Carmignuola,1390—1432),名弗朗切斯科·布索内(FrancescoBussone),后来成为卡尔马尼约拉的伯爵(ContediCarmagnola),起初为米兰服务,后转而为威尼斯服务,是马克洛迪奥战役的胜利者,1432年以背叛罪被处决于威尼斯。澳门网上赌彩网址大全[8]保罗·维泰利(Paolo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

现在只剩下教会的君主国有待探讨。关于这种国家,其全部困难来自取得这种国家之前。取得这种国家或者是依靠能力,或者是依靠幸运,而保有它却不是倚靠能力或幸运,这种国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这种制度是十分强有力的,而且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们使它们的君主当权,而不问他们是怎样行事和生活的。这些君主自己拥有国家而不加以防卫,他们拥有臣民而不加以治理;但是,其国家虽然没有防卫却没有被夺取,其臣民虽然没有受到治理却毫不介意,并且既没有意思也没有能力背弃君主。只有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1]原题拉丁文:“Ouodprincipemdeceatutegregiushabeatur”。Casella等几个意文本均译作“…为了受人尊敬…”(“…perchòsiastimato…”),但有的意文本译作“…要赢得声誉…”(“peracquistarsireputazione”)。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1]。它的效力[2]不仅能够使那些生下来就当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有许多次使人们从老百姓的地位一跃而高踞王位。反之,大家都知道,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

[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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